文艺批评 |厄尔•杰弗里•理查兹：比较文学始于流亡 ——论库尔提乌斯、奥尔巴赫与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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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为厄尔•杰弗里•理查兹教授2019年9月22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发表的讲座讲稿，所要着意探讨的乃是比较文学研究方向的问题。比较文学实始于流亡，而流亡本身，归根结底，一直引导着比较研究的方向。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严肃反思。在文中厄尔•杰弗里•理查兹教授特意考察德国20世纪三位至关重要的比较文学学者库尔提乌斯、奥尔巴赫、尧斯。他们都有各自的流亡经历，关注他们著书立说的不同背景，尤其是当时德国的思想语境，将使我们更加直观而真切地理解流亡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流亡让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不得不在道德困境中挣扎，尧斯的笔下显然没有这种困境。比较文学始于流亡，但紧随其后的不是审美的挣扎，而是道德的挣扎。比较文学或许始于流亡，但肯定不会终于流亡。

本文原刊于《跨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转载于公众号“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Studies”，感谢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厄尔•杰弗里•理查兹和译者林振华 ▲ 

 文艺  批评 

比较文学始于流亡

——论库尔提乌斯、奥尔巴赫与尧斯

文 | 厄尔•杰弗里•理查兹

译 | 林振华

以家为美者，尚不谙世事；

以天下为家者，已铸钢筋铁骨；

然以天下为异乡者，方为尽善尽美。

柔弱之心怀藏一隅之爱，

强壮之心怀藏天地之爱，

完美之心则天地之爱尽失。

——圣维克托的休

两年前，林振华君中译库尔提乌斯巨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以下简称《欧拉》）出版了。有感于此，我打算谈谈20世纪德国三位极为重要的比较文学学者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和尧斯（Hans-Robert Jauss, 1921-1997）。能在中国古都北京，畅谈该题目，我深感荣幸，感谢贵校的诚挚邀请。接下来，我将简要介绍这三位学者著书立说的不同背景。比较文学实始于流亡，而流亡本身，归根结底，一直引导着比较研究的方向。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严肃反思。我会介绍影响三位学者著述的德国思想语境。另外，我还会加入少许轶闻轶事，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的观点。这些题外话都得自我在美国时的经历，但在德国学界并不受欣赏。

自萨义德（Edward Said）以降，流亡常常与奥尔巴赫的著作联系起来。2016年，身居明斯特（Münster）的布拉斯贝格（Cornelia Blasberg）更进一步，用这一概念谈论库尔提乌斯。她认为，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在各自的流亡过程中，试图以平生所学，重构被纳粹破坏殆尽的欧洲文化记忆。今天，我将再进一步，用流亡概念讨论尧斯（恐怕有失敬意）。原因有二。其一，尧斯曾任武装党卫队（Waffen-SS）军官，死心塌地效忠“第三帝国”。后来，他离开“第三帝国”，流亡在外五十年。其二，他斥责库尔提乌斯躲进历史的“墓茔”自我流亡。比较文学实始于流亡，但每场流亡不尽相同。

一、三场殊途不同归的流亡

“流亡”有“放逐，被迫失去”之意。在“第三帝国”存在的十二年里，库尔提乌斯以“内部流亡”的方式苟延残喘，奥尔巴赫则到伊斯坦布尔浪迹天涯。后者时常引用圣维克托的休（Hugh of Saint-Victor）（见题记），但我们该如何理解“以天下为异乡”（totus mundus est exsilium）？全世界都是流亡之所？全世界行放逐之罚？抑或全世界都是异乡？其实，圣维克托的休提到的，乃始于十六世纪的教父传统。身处该传统的基督教父，不断在布道文中提及“天下的流亡”（exilium huius mundi ）。

▲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17

那么我们可否将“流亡”一词放到尧斯身上？不同于极力追忆连续（continuity）的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尧斯强调间断（discontinuity）。他的方法脱胎于纳粹立场——拉丁文学（Latinity）与罗马天主教不属于日耳曼，拉丁文学强调市井生活和太阳，它早已入侵崇尚森林与月亮的日耳曼之地。纳粹分子为日耳曼部落抵抗罗马军团之举欢呼，并声称德国立场就是“永远对抗”罗马。此说法甚至为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重复。武装党卫队既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在武装党卫队看来，欧洲乃生物学概念，而非地理和文化概念。1941年，希姆莱（Himmler）的幕僚刊行了小册子《帝国与欧洲》（Das Reich und Europa），其中就宣称，“欧洲并非地理的，而是关乎血缘的概念”（Europa ist kein geographischer, sondern ein blutsmäßig bedingter Begriff）。文学是种族与血缘的表述。纳粹模式主导的比较文学，旨在凸显种族与血缘的种种差异，而非共同之处。譬如，1939年图宾根（Tübingen）罗曼研究学者魏斯（Kurt Wais）主编的《当代欧洲各民族诗歌》（Die Gegenwartsd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Völker），以及武装党卫队官方杂志《世界文学》（Die Weltliteratur）（取自歌德名言，专论比较文学问题）上的一些论文便是明证。身为忠诚的武装党卫队军官，尧斯笃信的便是这一思想。它跟激发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的普世价值（cosmopolitan values）背道而驰。

事实上，几十年来，尧斯一直试图打压库尔提乌斯。为此，他刻意把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对立起来。那么，他居心何在？

根据新近史料，尧斯曾在希特勒青年团服役，因表现优异，于1939年11月，也就是年满十八岁前夕，受邀加入刚刚组建的武装党卫队。二十三岁时，他已成为最年轻的一个武装党卫队军官，并首次联合党卫军尼德兰师（SS-Nederland），打击南斯拉夫的游击队。1947年，该部队指挥官瓦格纳（Jürgen Wagner），因战争罪被处以绞刑，且立即执行。后来，尧斯调往临近列宁格勒（Keningrad）的纳尔瓦（Narva）防线，加入查理曼师（the Division Charlemagne）。因战功卓著，他获得“日耳曼金十字勋章”。从东线撤退期间，他的部队于施图特霍夫（Stutthof）停留数周，在格但斯克（Gdansk）（但泽[Danzig]）附近，重新整编了一所集中营。当时，尧斯从部队中挑出近百名法国士兵，留在集中营，全听“那里的指挥官发落”。他们的调令均有尧斯的署名和印章。留守原因多为失败情绪或同性恋。这些调令无异于对他们处以极刑，毕竟施图特霍夫是不折不扣的死亡营。尧斯至少可借所谓的公差（Dienstreise）之名西逃，但最终没有，具体原因尚不得而知。预感到德国大势已去后，武装党卫队为其军官伪造文件，以期在战后德国，仍保留这一精英组织的有生力量（1974年上映的影片《奥德萨密件》[The Odessa File]便据此改编）。无论如何，尧斯上了“立即拘捕”名单。根据美军情报，尧斯出行自由，且与其他潜伏的武装党卫队成员保持联系。直至20世纪90年代，武装党卫队西德老兵网依然存在。

尽管身为通缉犯，尧斯却利用伪造的简历，于1945年11月成功考入波恩大学，攻读罗曼研究，师从库尔提乌斯。此事到六周后的12月中旬才败露。众所周知，库尔提乌斯与纳粹不共戴天。对于在逃的武装党卫队军官，躲到“第三帝国”的著名反对者背后，无疑是绝佳的藏身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讲，尧斯离开军队也是流亡。只不过，在逃军官的流亡，全然有别于因宗教而失去教职的教授的流亡。尧斯关押在雷克灵豪森（Recklinghausen）的纳粹骨干临时拘留所，直至1949年12月。获释后，他得到纳粹同情者学界巨擘赫斯（Gerhard Hess）的支持，并于随后的五十年间，炮制打压业师的言论。库尔提乌斯试图以文学套语（literary commonplaces），构建欧洲文化记忆的连续感，但这一理论受到尧斯不断抨击。反过来，同情尧斯的德国学者转向奥尔巴赫，视其为文学社会学之典范，并让其与库尔提乌斯针锋相对。数十年来，尧斯从不为效忠“第三帝国”而道歉，还戏称这是思想的“七面纱舞”（dance of the seven veils）；在关于普鲁斯特的博士论文中，他称之为“铭记之我与自忆之我的游戏”（das Spiel zwischen dem erinnerten Ich und dem sich erinnernden Ich）。尧斯展示了1945年后受纳粹思想影响的德国学者，炮制出何等虚伪的记忆文化。这种文化欺诈与纳粹试图改写德国文化记忆的做法何其相似。想到战后特定的语境，自然有助于我们观看1961年的影片《纽伦堡审判》（Judgment at Nuremburg）……

二、流亡与“Erkenntnis”

“铭记之我与自忆之我的游戏”，这话不禁使人想起德尔菲阿波罗神庙上的著名铭文“认识你自己”（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英译文“know thyself”，德译文“erkenne Dich selbst!”，拉丁译文“nosce te ipsum”）。它暗指美学中的“重新认识”问题（Erkenntnis），以及自我认知问题（Selbsterkenntnis）。三位学者始终关注“Erkenntnis”与“Selbsterkenntnis”。事实上，德语词“Erkenntnis”的细微之处，恰恰能说明他们的区别。接下来，我们将重点考察知晓（knowing）、重新认识（re-cognizing）和认知（recognizing）的问题。大家可能会觉得在上德语课。先说“Erkenntnis”。如果一切情况相同，那么“Erkenntnis”与“直觉”（Intuition）正相反。“kennen”意为“知晓”，“erkennen”意为“知晓某物，以便认知它或重新认识它”。或者说，一个是基于认识和逻辑的知识，一个是基于主体情感直觉的洞见。德语前缀“er”指引发或终结某种状态的一个过程。比如，“ertrinken”（溺亡）派生自“trinken”（喝）；“erstechen”（刺死）派生自“stechen”（刺）；“erledigen”（完成）派生自“ledig”（自由的，单身的）；“erliegen”（无力对付[伤痛或疾病]）派生自“liegen”（躺，卧）；“erzählen”（讲述）派生自“zählen”（计算）。“Erkenntnis”还可指“结论”。比如“ich bin zu der Erkenntnis gekommen”（我有结论了）就可英译为“I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认知如何从认识层面确定某物。相反，“未能认知某物”则用“verkennen”表示。在印欧语言中，有关知识的词语语义相当复杂。知晓与重新认识问题源于希腊词语“εἶδον”，该词形式上为不定过去式，但表达的是现在时意义。在古希腊语中，表达看见和知晓的动词的不定过去式，往往具有现在时意义。“εἶδον”派生自现在时词根“ϝιδ-”（看）。拉丁语动词“video”（看）即由此而来。其背后的理据是，人“知晓”某物，乃因为已经看见它。从词源上讲，“直觉”概念源于拉丁语动词“intueor”。该词形式上为被动态，但表达主动意义，即“观察，注视”。其字面意思是“察探（look into）某物”，前缀“in-”旨在加强动词“tueor”（看）。这种察看或观察，跟认知式探究被察看或观察物没有关系。

 ▲ 汉斯·罗伯特·姚斯 （1921-1997）

很多比较这三位学者的论著都注意到，“Erkenntnis”对他们都至关重要。自此，我将考察指引他们研究的不同哲学影响。首先，让我们谈谈柏林古典学家伯克（August Boeckh1785-1867）及其语文学遗作《语文学研究百科与方法》（Enc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 1877）。在现代德语中，“Erkenntnis”与“Einsicht”有语义相通之处，但对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而言，“Erkenntnis”的认知特质与直觉洞见的情感性质界限分明。

遗作开篇即提到围绕文本阐释的语文学法与哲学法之别的争论。作者指出语文学与哲学存在知识论的差异。为此，他借用了创造“aesthetics”一词的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Baumgarten, 1714-1765）的区分方式。“aesthetics”派生自希腊词语“αἰσθητικός”（感官知觉的），用以区分感官判断与逻辑/经验判断。18世纪以前的释义跟上好的浓味蔬菜炖肉（ragoût）有关。烹制者有食谱，能看出种种原料，如肉、洋葱、酸奶油等。可把它们杂烩之后，就无法再将其分门别类。感官知觉不可能细化为若干逻辑论断。浓味蔬菜炖肉我们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但不可能给出喜欢的原因。这就跟品酒一样。口味判断并非逻辑或经验判断。

就本质而论，语文学不同于哲学。它需要知识论重构。我们不妨以德累斯顿圣母教堂（Frauenkirche）与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重建做个类比。这两处建筑重建时，都涉及“原物归位”（anastylosis）现象，即尽可能多用原建筑材料，重新建造、复原或重构废墟。古代的例子可举以弗所（Ephseus）的塞尔苏斯图书馆（Celsus Library）。伯克描述了语文学与哲学的不同之处，其中谈到古希腊语中的“阅读”概念：

哲学是直接或原初“认识”（γιγνώσκει），语文学则是“重新认识”（άναγιγνώσκει）。在希腊语中，后者恰好蕴含“阅读”之义，因为阅读是绝佳的语文学活动，阅读冲动乃语文学冲动最合适的表述。……所以，说“φιλόλογος”与“φιλόσοφος”对立，并非在于（两者分析的）材料，而是它们的思考方式与概念化过程。不过，这种对立亦非绝对。柏拉图从更高的思辨角度，给出了更为深刻的判断。他认为，一切知识，一切灵知（γνῶσις）都是一种“重新认识”（ἀναγνῶσις）。如此一来，通过重构，语文学反其道而行，必然也能得出与哲学一样的结论。语文学与哲学相反相成。若没有认知能力，就无法认出哪些事物已经得到认知，而若不知道别人已经认知了哪些事物，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认知。

在德国，语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历来紧张。语文学是否应该以历史研究或哲学思辨为导向，这个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语文学如果以历史为导向，那么所得结论就是以经验为据，难免断章取义，缺乏内涵，常常差强人意，因为它们都是只言片语，且与审美判断格格不入。语文学如果以哲学为导向，那么缺少逻辑细究的主体审美判断，就变得格外明显。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这种张力，对库尔提乌斯和奥尔巴赫至关重要。这一点没有逃过学者的法眼。

▲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1900-2002）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在《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 1960）谈及过上述问题——历史分析（他特别提到历史主义[Historismus]）只有在绝境（Aporien）中停止。希尔施（E. D. Hirsch）（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1967）则不以为然。他区分了文本的原初义和转化义。文本的原初义及其日后的解读（receptions）之间的矛盾，正是尧斯学术思想的核心。兹举例说明。莎士比亚《亨利五世》（Henry V）中，有一段圣克里斯平日（Saint Crispin’s Day）演讲（第四幕第三场），其中写道：

我们是少数人，幸运的少数人，我们一帮兄弟；

今天跟我一起流血的，

就是兄弟；就算他出身再怎样低微，

今天也该给他绅士的身分。

这段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夕，为提振士气，奥利维尔爵士（Sir Laurence Olivier）将《亨利五世》搬上银幕。影片充满了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绪。1989年，布拉纳（Kenneth Branagh）出品了一个比较隐晦的反浪漫主义版本，凸显了原著中主战与反战的细微差别。那么，《亨利五世》的内含到底如何？“幸运的少数人”指谁？司汤达（Stendhal）在《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结尾用了这个说法，但讲得是美学精英，而非出生入死的兄弟。

回到“Erkenntnis”与“Intuition”之间的矛盾。1985年3月底，伽达默尔到访北卡罗来纳大学。我知道他父亲是药物化学教授，亦即自然科学家。于是，我私下直言不讳地问伽达默尔，人文学科学者可否不用自然科学式语汇，而用指称性（referentiality）透明、结果符合可重复可验证原则的语汇？所谓可重复可验证原则，就是条件相同时，同样的实验应该得到同样的结果。伽达默尔用蹩脚的英文打发了我的提问：“This question does not please me”。他仅仅把德语“diese Frage gefällt mir nicht”直译过来。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坚信，意义源于人类语言的主体细微差异，源于所谓的“本体论转向”（ontologische Wende），它连接了说话者的“存在”与其语言意义。伽达默尔认为，自然语言具有主体的存在即时性（subjective existential immediacy），这也是他在自己的阐释理论中孜孜以求并特别强调的。他的立场与伯克的截然不同。几十年来，他一直支持尧斯。所以，他那次访学期间，我又用德语问他，是否知道尧斯出任过武装党卫队军官。他听到后，愤而转身离开，不肯再与我多叙。一切不言自明。显然，他的期待视野与我的合不到一块。1979年9月，第九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在因斯布鲁克（Insbruck）举行。当时，我也私下问过尧斯，他出任武装党卫队军官一事是不空穴来风。他一听马上沉默不语，然后像军人一样脚跟一并，右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站在旁边的助理告诉我，提这个问题无异于向他寻仇。

言归正传，让我们谈谈三位学者吧。19世纪语文学大师伯克与格勒贝尔（Gustav Gröber, 1844-1911），对库尔提乌斯影响至深。两人都认为，研究目的是从古代和中世纪的作品中，获得新的洞见。他们均反复提到所谓的“Erkenntnis”或“重新认识”（以下为哲学问题）。

▲ 《真理与方法》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从诠释学考察“Erkenntnis”问题，始于鲍姆加登《美学》（Aesthetica, 1750）考察文学作品的部分（在《美学》中，他创造了“aesthetics”，以描述基于感官知觉而非逻辑知觉的趣味判断）。鲍姆加登认为，“gnoseologia”或者说“知识论”（Erkenntnistheorie）可以分为逻辑与美学；美学是低于逻辑的知识论形式；之所以说低级知识论（gnoseologia inferior），乃因为它是“感官认知科学”（scientia cognition sensitivae）及其判断，换言之，审美判断并不受制于逻辑验证。

库尔提乌斯深受伯克和格勒贝尔的影响。此外，格奥尔格圈子（围绕象征派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 1868-1933]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对那些知识分子而言，“Erkenntnis”毫无诗意。他们笃信以看似非理性实则直觉的，深奥而曲高和寡的方式看待文化。在短文《对话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 im Gespräch, April 1911）中，库尔提乌斯转述诗人的话道：“说自然科学进步，简直是无稽之谈。自古以来，人类就意识到，知识注定只属于少数人，只能按部就班地交流。……我从未想过靠学术研究来获取学问。”

库尔提乌斯摇摆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阅读方式。分析欧洲文化连续性时，他承认自己有点感情用事。他多次引用新教神学家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参见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 pp. 52, 86, 109-110, 111; p. 109）。特勒尔奇似乎能弥合伯克/格勒贝尔与格奥尔格之间的鸿沟：“特勒尔奇指出，我们欧洲世界的形成，不是靠承袭或独立于古代世界，而是有意与之水乳交融。”

奥尔巴赫的思想之旅与库尔提乌斯的有所不同，且更引人入胜。在其思想形成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律学者利林塔尔（Karl von Lilienthal, 1853-1927） 和特勒尔奇。众所周知，利林塔尔关注社会史问题，特勒尔奇则质疑基督教教义中的绝对真理，但也是忠实的信徒。作为一战后魏玛大同主义（Weimar cosmopolitanism）的呼吁者，特勒尔奇坚信，欧洲文化展现了古今的交融。这个观点不仅深深影响了奥尔巴赫，而且也影响了库尔提乌斯。

▲ 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 （1886-1956）

与他俩相比，尧斯的思想之旅始于有关普鲁斯特的博士论文《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时间与回忆》（Zeit und Erinnerung in Marcel Prousts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论文在赫斯指导下完成，1955年发表，1970年再版，发表时收入与伽达默尔合编的书系。赫斯虽不是党员，但忠实拥护纳粹。他最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杰作”，是1942年辩称，根据家谱，蒙田（Montaigne）可能是犹太人后裔，并应该以此解读其散文。蒙田充其量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既然这些“二等混血儿”（Mischlinge zweiten Grades）（纳粹对他们的称呼）可以加入国防军（Wehrmacht），那么1943年时，阅读蒙田应该没问题。早在1939年，魏斯主编的《各民族诗歌》已经抨击对普鲁斯特等法国犹太作家的研究（普鲁斯特不仅是犹太人，还是同性恋，这正中纳粹下怀）。20世纪60年代初，魏斯获得美国现代语言学会（American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荣誉会员的提名，但他1939年的言论最终成了绊脚石。这无疑开了先河。1985年，尧斯同样获得提名，但因参加武装党卫队的经历，提名遭到否决，而钱钟书成功获此殊荣。此外，赫斯还为“里特布施行动”（Aktion Ritterbusch）招兵买马。所谓“里特布施行动”，即德国学界为了给“第三帝国”正名而在法国施行的长期宣传运动。从1942到1945年，赫斯补任海德堡大学罗马法讲席教授。前任的门希（Walter Mönch, 1905-1994）被调往位于德占布鲁塞尔的德意志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协助缉拿抵抗组织成员，并推行纳粹将比利时“日耳曼化”的计划。鉴于诸类行为，门希在战后被剥夺教职，其讲席由赫斯继任。1950-51年，赫斯出任海德堡大学校长，大肆宣称海德堡大学“与纳粹一刀两断”。从1955到1964年，他还担任日耳曼研究基金会（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主席。其间，赫斯一直在保护并提携出狱后的尧斯。

这些细节无疑表明，“第三帝国”与早期的西德联邦共和国之间，无论行政还是思想层面，都存在特殊的连续性，并在冷战期间，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乃至怂恿；再者，它们往往深藏不露，或者被轻描淡写。然而，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考察并强调的，并非这种“连续性”。在这种伪连续性背景下，尧斯于其美学理论，及其对库尔提乌斯的连续性批判中大谈间断，这不能不说是反讽。

尧斯的教授资格论文是《<列那狐的故事>——论中世纪的动物诗》（Roman de Renart:Untersuchungen zur mittelalterlichen Tierdichtung, 1959）。论文亦由赫斯指导，主要考察《列那狐的故事》的种种变体。在康斯坦茨大学（Konstanz）期间，尧斯化名奥尔狄纳里乌斯（Ordinarius），并于1967年举行了一次纪念赫斯的讲座。讲座题为《研习文学史的意义与目的》（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Literaturgeschichte?），暗合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89年发表的就职演说《研习世界史的意义与目的》（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1970年，讲座更名《向文学研究挑战的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发表。（理想的）文学通史与文学批评之争由来已久。1844年，法兰西学院拉丁修辞教授兼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法语修辞教授尼扎尔（Désiré Nisard），在其《法国文学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引言中，重新定义了“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即有别甚至对立于文学作品史（history of literature）的概念。他认为，文学史应该根据作品的修辞技法，精挑细选，以其中“最佳”者为研究对象，而非以囊括所有文字产品（literary production）为己任，后者是严肃的归档之举，摒除一切价值判断或审美评价。

从某种意义上讲，相比于库尔提乌斯或奥尔巴赫，尧斯的语文学与哲学观点更难以把握。在学术生涯中期，他痴迷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伽达默尔强调，“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对理解、解读文学作品至关重要——读者以自己的前见（pre-judgments）或偏见（prejudices）来“阅读”（用伯克的话讲，即“重新认识”）文学作品。这种阅读派生自“lecture”的拉丁词源“lego”，本意为“汇集，搜集，挑选，选择”；换言之，读者从阅读的文本中，汇集、搜集、挑选、选择素材，形成一己之见。（这个带有挑选意象的词源，让我们不禁想起美国学者外交官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名言：“见解各异，事实唯一”[Everyone is entitled to his own opinion, but not to his own facts.]）如此一来，当读者的偏见与置入文学原文的偏见“融合”后，对作品的解读便水到渠成。这就关乎尧斯在康斯坦茨大学同事伊瑟（Wolfgang Iser）提出的“内刻读者”（inscribed reader）概念，即作者创作时，心里已想着特定的读者群。这种方法有别于试图寻找并还原作者的原始意图。

▲ 《列那狐的故事》

译林出版社 2009

值得注意的是，尧斯其实把伽达默尔的思想，嫁接到自己早年对武装党卫队号令结构的哲学改造上。这里，我们又遇到了纳粹意识形态的潜在连贯性问题。尧斯堪称思想的“猎手与搜集者”，或者说思想的机会主义者。他笃信的那些清晰界定的哲学价值，似乎一直变来变去。埃特（Ottmar Ette）一语中的地指出尧斯如何把武装党卫队的号令结构，用于自己的批评学派。尧斯认为，传统的文学研究忽视了他所谓的事实——与原作的“审美距离”，在作品的不断接受过程中产生，并向期待视野靠拢。在其普鲁斯特研究中，尧斯强调“史诗距离”（十多年后又以“审美距离”的面目出现）之重要。“审美距离”跟鲍姆加登的美学概念，跟康德对审美判断中真善美之融合的思考毫无关系。再者，审美距离根本无法测量。测量审美距离意味着可以通过验证核实，可我们如何验证“审美距离”（ästhetische Distanz）？“审美距离”是尧斯的术语，但我们怎么测量“审美差异”？如果我们到欧洲参观任意一所中世纪教堂，马上就能看到一系列罗马式、哥特式、反宗教改革时期、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时期的建筑。这些形态各异的建筑相安无事，没有一点儿“距离感”。可当尧斯先谈史诗距离，后论审美距离，难道他在描述自己的思想流亡吗？

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可以清清楚楚地归入鲍姆加登开创的所谓新康德学派。该派认为，在感知主体的头脑中，当对真善美的感知到某刻合而为一，就可能形成审美判断。法兰克福的上层资产阶级花巨资把康德的理论制成石刻，以永世流传。铭文刻在法兰克福老剧院（Alter Oper）1880年启用时的雕带上——“Dem Wahren, Schönen, Guten”。另一方面，尧斯亦关注其所谓的边缘现象（Grenzphenomenen），在其所谓的“美不复存的艺术”（Die nicht mehr schönen Künste）（1964年他编纂了一本同名刊物）中如何呈现。其实，这三位学者的差异可概括如下。库尔提乌斯把语文学设想为精确的科学，用以代替主观的直觉的判断；奥尔巴赫视语文学为方法，用以揭示意义流变与连续性。尧斯则利用奥尔巴赫眼中的意义流变，瓦解绝对意义的概念，还宣扬一种真善美再无价值的美学，一段脱胎于意义流变的审美“距离”。总览尧斯著作，我们会发现，他所谓的“Erkenntnis”，内涵不但不精确，而且很宽泛，完全不可与伯克、格勒贝尔、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的用法相提并论。在《向文学研究挑战的文学史》中他假定了“文学”与“历史”的敌人，审美认知（ästhetische Erkenntnisse）与历史认知（historische Erkenntnisse）的困难；唯有当文学研究发掘文学演化的过程（显然呼应布吕内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的体裁演化论），进而揭示文学的社会学功能，困难方迎刃而解。“审美认知”是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尤其是当它作为低级知识，与鲍姆加登的美学概念相比照，因为“审美”和“认知”为截然不同的思维活动，前者属“感性”，后者属“知性”。因此，尧斯为反对审美认知与历史认知而一步步炮制的图示性说辞，不仅虚妄不实，而且荒诞不经。

三、三种不同的精英文化

库尔提乌斯可谓莱茵地区后裔，两千年前，那里汇集了罗马、凯尔特、日耳曼的影响。他生于阿尔萨斯小镇坦恩（Thann），成长在法德双语的环境。其祖父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不仅因发掘奥林匹斯遗址而赫赫有名，而且还是德皇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的导师。其父弗里德里希•库尔提乌斯（Friedrich Curtius）是大律师和新教牧师，阿尔萨斯地区信义会（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主教（Präses），且与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私交甚笃。尽管库尔提乌斯很少谈论宗教话题，但他拥有深厚的神学背景，熟知当世神学家。其母路易丝（Louise）原名埃拉克—辛德班克伯爵夫人（Countess of Erlach-Hindelbank），生于瑞士伯尔尼的一个贵族家庭。据记载，冯•埃拉克家族可追溯至13世纪，祖辈为帝国文官。库尔提乌斯长姐格尔达（Gerda）嫁给了社会学先驱皮希特（Werner Picht）。库尔提乌斯本人即安葬在弗莱堡的皮希特家族墓地。二姐奥林匹娅（Olympia）嫁给了医师冯•魏茨泽克男爵（Viktor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后者之侄为后来的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库尔提乌斯起初在柏林大学学习梵文，转至斯特拉斯堡大学后，改修罗曼语文学，并完成关于《列王纪》（Li quatre livre des reis）古法语译本述评的博士论文（1910）。1913年，他撰写了论述法国现代批评家布吕内蒂埃的教授资格论文（1906年去世前，布吕内蒂埃一直担任《双界杂志》[La Revue des Deux Mondes]主编。他提出了有名的文学体裁演化论）。1914年，他发表了研究康德著作中最艰涩部分的论文。这个部分即康德考察逻辑概念指称性的“图型说”（Schematismus-Kapital）。库尔提乌斯把自己的研究，称为语文学考察——《论<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图型说》（“Das Schematismuskapitel in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hilologische Untersuchung,” Kant-Studien 19:1-3 (1914): 338-366）。这篇特殊的论文至关重要，因为它表明，库尔提乌斯一开始对语文学探究与哲学探究之别何等敏感。可以肯定，库尔提乌斯终其一生一以贯之的是，语文学如何帮助理解文本，或者说，语文学为中世纪文本能带来何种益处（重新认识/认知）。

▲ 《追忆似水年华》

译林出版社 2012

众所周知，库尔提乌斯援引过桑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的名言：“没有近代的古代是横在路中的绊脚石，没有古代的近代是不可救药的荒唐事”（Ancient without Modern is a stumbling-block, Modern without Ancient is foolishness utter and irremediable）。其著作也表明，库尔提乌斯阅读文本时，如何以古照今，以今照古。尧斯试图以近乎归档的方式，收录单一文本的不同接受和变体。乍看之下，此举似乎与尧斯的做法无异。其实，两者的区别在于，库尔提乌斯的古今互鉴强调差异，但他并不以审美距离论之。为帮助大家直观理解，兹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大洋洲艺术展。大都会博物馆位于第五大道1000号，咫尺之遥的727号就是蒂芙尼公司（Tiffany）。博物馆的大洋洲艺术展运用了各种灯光技巧，其中聚光灯的使用，让人联想到蒂芙尼的珠宝展。换言之，同样的打光方式不但影响着璀璨的钻石项链展，而且影响着大洋洲艺术展。可以说，审美距离显见于殖民者式“同化”的过程。艺术展恬不知耻地宣告，看，在纽约，我们可以允许自己且富得足以把大洋洲的宗教艺术，视为纯粹的审美现象。

扯得有点远，不过也是为了说明“审美距离”的真实意义。让我们再回到库尔提乌斯和流亡话题……

教授资格论文完成后二十年间，库尔提乌斯基本专注于当代法国文学，还在1922年，也就是《追忆逝水年华》最后一卷出版前数年，就预言了普鲁斯特如何作结。1927年，他把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译成德文。另外，他还一跃成为魏玛共和国首屈一指的文化批评家，并公开批评纳粹的文化政治。他将自己20世纪20年代后期撰写的批评文字，整合收入1932年的《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该书发表后旋即遭到纳粹新闻界抨击。

从语言层面讲，20世纪20年代以来，库尔提乌斯的德语著述文风时而宏阔，时而壮丽，时而动人甚至伤感，尤其当论及巴尔扎克作品时。这些著述中，格奥尔格圈子的持续影响清晰可辨，对此我们后面还会详论。库尔提乌斯写了一本关于当代法国文坛先锋的论著（Die literarischen Wegbereiter des neuen Frankreichs, 1919）。原本他希望此书能得到格奥尔格的首肯并发表，但后来遭到了拒绝。另一方面，他的文化批判在语言上带有魏玛共和国时期文化批判之风。这种文风差异源于库尔提乌斯内心深处的纠结——一边是格奥尔格圈子的影响（强调以直觉和非理性洞见看待文化问题），另一边是其自身语文学训练的务实方法。早在1925年的巴尔扎克论著中，库尔提乌斯声称，直觉是认知性知识的最高级形式（die höchste Stufe der Erkenntnis, p. 53），但后来他摒弃了这一观点。

根据“计量文体学”（stylometrics）分析（一种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文体分析形式），我们可以确定，魏玛共和国存在鲜明的“话语群体”——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为一类，社会史学家为一类，保守派政治家为一类，但最重要的是以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为核心的亲欧洲文化批评家。冯•奥西茨基石是和平主义者，《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编委，193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旋即遭纳粹监禁，最终于1938年被折磨致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库尔提乌斯的文化批判，遣词造句上跟冯•奥西茨基的如出一辙。“第三帝国”存在的十二年间，库尔提乌斯受到孤立，被迫“内部流亡”（innere Emigration），期间他把目光放到了中世纪拉丁文学。由于他没有加入纳粹的作家组织（Reichsschriftumskammer），当局禁止出版其著作。1939年，当他受邀接替慕尼黑大学的福斯勒（Karl Voβler）后，希姆莱（Himmler）亲自介入，阻挠了任命。库尔提乌斯在《罗曼研究》（Romanische Forschungen）、《罗曼语文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很多研究成果。这些刊物都在纳粹审查之列。战后，他将其中很多论文整理成书，也就是巨著《欧拉》。该书于瑞士而非德国出版，原因很简单：1948年，纸张在德国仍按配额供给。1933年后，随着纳粹宣传越来越蛊惑人心，库尔提乌斯的学术语言再次借“Erkenntnis”之名，变得严谨和实证。1945年后，库尔提乌斯又写了一些文化短论，其措辞和情感均似他早期20年代以来的文章。

▲ 埃里希·奥尔巴赫 （1892-1957）

库尔提乌斯的著述带着莱茵之风，而奥尔巴赫的著述则弥漫着20世纪20年代柏林的气息。那是魏玛时期的柏林，充满活力，纵使无礼，亦总是朝气蓬勃。那是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柏林故事》（Berlin Stories）中描绘的柏林。在那时的柏林，胡格诺教徒后裔、普鲁士贵族（Junker）（身为乡绅，他们往往反动好战，却也心怀天下）、同化的犹太富商和银行家，互相结识，构成罕有的多元共生关系，虽说内部矛盾在所难免，但毕竟组建了德国历史上少见的时代。奥尔巴赫的父亲生于波兹南（Poznań），是个成功的糖商。帝国时期，他获得“商业顾问”（Kommerzienrat）称号。接下来，持有者可获任“秘密商业顾问”，然后就能进入宫廷。换言之，奥尔巴赫成长于柏林的上流社会。他入读1859年建校的法兰西文理中学（Französisches Gymnasium），后考入海德堡大学，攻读刑法。1913年，在利林塔尔指导下，他完成第一篇论文。他的法学博士论文，探讨了德国刑法拟修正案中的共犯问题（Die Teilnahme in den Vorarbeiten zu einem neuen Strafgesetzbuch）。该论题与利林塔尔关于集体犯罪论的论文（Beiträge zur Lehre von den Kollektivdelikten, Halle 1879）一脉相承。利林塔尔以刑法分析的社会学导向著称。他最有名的弟子，是年长奥尔巴赫近十岁的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此人在德国被称为法律的社会历史分析之父。数十年后，奥尔巴赫发表了一次演讲，谈论帕斯卡（Pascal）著作中的武力与正义问题。当这位罗曼语言专家论及正义，我们仿佛感觉一位法律博士在侃侃而谈。

对于奥尔巴赫后来的文学分析，这是最先该明确但受到忽视的背景。第二个背景则为新教神学家特勒尔奇（Troeltsch）的影响。特勒尔奇质问，“已揭示的”基督教真理历经数百年，能否依然完整地流传。为此，他强调，这些真理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如何受到后世反复不断地重新阐释。换言之，特勒尔奇把基督教的已揭示真理之含义，视为历史，并因此相对论之。奥尔巴赫在这方面似乎受特勒尔奇影响尤深。批评家经常批评奥尔巴赫的“透视法”（perspectivism），该方法显然也可追溯至特勒尔奇。值得一提的是，有人批评道，作为一种思潮，历史主义好预言，搞投机，甚至让相对主义陷入危境。尽管它受到奥尔巴赫重用，但实则构成一种解释或诠释策略，即渴望认识历史变化与差异，而不必否认连续性模式。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1923年2月，奥尔巴赫迎娶了玛丽•曼凯维奇（Marie Mankiewitz）。后者家族为德意志银行最大的股东。我们强调这个细节，一来因为奥尔巴赫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确饱受反犹主义之苦（在反犹主义者看来，他就是“犹太金主”[Geldjude]），二来因为奥尔巴赫向来彬彬有礼，少言寡语，从不公开表露自己的遭遇，尽管这常常隐现于其巨著《摹仿论》（Mimesis）的字里行间。1923-1929年，奥尔巴赫任柏林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馆员。在此期间，他潜心翻译了维科（Giambattisto Vico）的《新科学》（Scienza nuova）。1929年，他出版了论但丁的教授资格论文《地球诗人——但丁》（Dante als Dichter der irdischen Welt）。该书英译本将其误译为“世俗（secular）世界而非陆地（terrestrial）世界的诗人”。须知，奥尔巴赫意欲表明，但丁如何着眼于身边和当下，将日常生活元素，融入其基督教讬寓（allegory）之中。他的维科译本，以及关于文学语言以及晚期拉丁与中世纪受众的专著，不但体现了他宏大的历史视野，而且使我们看到，他特别关注社会史，思考个体如何为自身行为负责。《摹仿论》各章均专注“个案”，行文好似案情提要，其中每部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都发挥着恰如其分的作用。

毫无疑问，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代表了德国社会中多少具有地域特色的（莱茵地区、柏林）不同的精英。再说尧斯。尧斯来自格平根（Göppingen）。这座小镇位于斯图加特（Stuttgart）以东40公里左右，霍亨施陶芬山（Hohenstaufen）山脚下，自1859年后成为火车模型制造商马克林（Märklin）大本营，并因此广为人知。对于出生地，尧斯一再强调，其父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的“乡村教师”（Dorfschullehrer）。这种让人放松警惕的自述，其实暗合摩根斯顿（Christian Morgenstern）的一首趣诗《狼人》（Der Werwolf）。诗中，狼人召唤某乡村教师的亡灵来“变换（幻）”（decline）自己（作者用关系代词“wer”的格的变化，做文字游戏）。使用如此魅惑的意象，凸显了尧斯刻意要回归“血与土的传统”，营造“种族”真实之感，只不过他披着层层叠叠且往往粗制滥造的学问外衣。的确，还有谁能比乡村教师更“真实”呢？根据史学家韦斯特迈尔（Jens Westemeier）的最新研究，我们得知，尧斯父母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尧斯本人亦深受感染。我这里不想抨击尧斯深受纳粹毒害（这一点其兄倒没有从其父母）。尧斯自己决定，追随纳粹意识形态，十一岁就迫不及待地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韦斯特迈尔在其新近的尧斯传英文摘要中写道，尧斯是个以纳粹为伍的青年，忠心耿耿的党卫军成员。他不满十八岁即加入党卫军，忽略这点，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1933年以来就在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受纳粹熏陶的高中毕业生，为何如此好战。数十年的纳粹思想研究经历告诉我，这其中大有文章。我考察了超过一千五百万字的文本语料库，以及150部1919-1933年间的政治文化论著，初步发现，并没有单独的纳粹作家话语群体。尽管希特勒与戈培尔（Goebbels）的教育背景不同，但他们似乎都在模仿魏玛共和国早期诸首相的语言，但文风也好，措辞也好，他们都迥异于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和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等臭名昭著的纳粹理论家。

▲ 《摹仿论》

商务印书馆 2014

库尔提乌斯行文时而平淡，时而动情；奥尔巴赫写作则始终直入主题，有的放矢，可见其当初法律训练之功力。尧斯的语言则直来直去，有点呆板，往往火药味十足。那种说一不二的语气，让人不禁想到军官在发号施令。这也能体现他六年担任武装党卫队高官的经历。他承认自己所属的武装党卫队部队犯了滔天大罪，但彼时自己没在军中服役。真是巧了！这些语言的细微差别并非一无是处。

四、摇摆于格奥尔格与格勒贝尔之间的库尔提乌斯

初读库尔提乌斯（《欧拉》）与奥尔巴赫（《摹仿论》），是在我就读普林斯顿的第二学期。那是1971年2月的一个冰天雪地的周末。我至今记得也会永远记得，坐在学校图书馆里研读两书的情形。一切恍如昨日。我一开始就依稀觉得，两书是在二战背景下铸就。同时，我还很快感受到它们针对战争及其非人道之处的反抗力量（至越战达到顶峰）。从那个周末起近五十年里，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从未离开我。其实，研究文本细读，总离不开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前者的著作往往被视作修辞套语大全，用于“文学语言”研究。然而，如此对待库尔提乌斯，无疑忽略了他的思想传统，以及其著作背后的矛盾。换言之，我们无法说明，在思想的流亡中，在“第三帝国”的孤立中，库尔提乌斯如何完善一种实证的文学分析法。这段崎岖的发展之路可追溯至其青年时期。

早在1909年，亦即库尔提乌斯论文答辩的前一年，格勒贝尔来了一封信。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24岁的库尔提乌斯流露出纠结之情，一边是格奥尔格圈子青睐的直觉法，一边是格勒贝尔严谨的语文学法。格勒贝尔的信描绘了学生与导师围绕“Erkenntnis”问题的交流。格勒贝尔写道：

咱们沟通后，你认为：“以认知理想为终极理想的世界观，无可能正确。学者以逻辑为最高价值。对学者而言，外在的逻辑价值（在他们看来，尚未建立）无法用来建构自己的学术思想，即便这些价值合情合理，为每个人生存所必备，且我们深知它们可信。”我曾提到过早体系化（由投射个体的本意和欲望所致）之前的学术认知工作，那是耐心分析学术话题，反思我们认知能力之局限的前提……孜孜以求、摒除主体价值的真知，属于真理的理想，……最后，“学者以逻辑为最高价值”的观念，应该借助“洞见”，更精确地予以说明。

不过，七年后，库尔提乌斯在友人兼同事贡多夫（Friedrich Gundolf）陪同下，到宾根（Bingen）拜访了格奥尔格。如上所述，格奥尔格明确否认科学和学术的进展，并表示厌恶“Erkenntnismäßige”。

后来，库尔提乌斯的关注点，逐渐从认知与直觉的对立，转向以极其乏味的方式整合文学套语。1938年，在论及中世纪美学时，他首次解释了自己为何专注于主题或文学套语：

考察文学套语，相当于考察“无名的艺术史”，它全然不同于单个的艺术大师。如此考察可以让我们深入客观的风格形式。不过，在这些客观的风格要素中，我们会触及位于个体情感之下的历史生活层面。由此结构语境，我们能重新认识中世纪文学全景的结构语境。

完成博士论文近四十年后的1944年，库尔提乌斯举行了一场纪念格勒贝尔的讲座（讲稿于1951年首次发表）。在这次讲座中，他再次回到“Erkenntnis”问题。他认为，格勒贝尔把语文学视为广义的历史学科，类似我们如今所谓的“文化研究”。讲稿最后，他写道，“语文学就是重新认识。那时我就是如此理解的。自那以后，面对我自己和他人的研究，我不断自问，‘它们对重新认识有何帮助？’”我们又回到“Erkenntnis”的老问题，回到鲍姆加登对美学和审美感知的反思。

1953年，库尔提乌斯再次回到语文学所带来的认识，强调其可验证性与精确性的重要之处：

为了能以理服人，我采用了所有历史探究方法的基石——语文学。对于思想学科，它的重要性堪比数学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偶然的事实真理只能借助语文学来获得。语文学堪称史学学科的婢女。我在运用这种方法时，尽可能吸收自然科学方法的精确之处。几何学用图形演示，语文学用文本演示，但语文学也应该得出可以确证的结论。

不过，库尔提乌斯知道，文学批评与语文学不同，它有赖于跟文学作品无逻辑且感性的联系。在后来的一篇艾略特论文中，他又依旧回到“Erkenntnis”与“Intuition”的问题。

批评始终是赌博。价值判断无法证明，就算其中有合理之处，也只是直觉而已。……当然，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解释直觉，但这种解释仅能说服一开始就深有同感者。批评原本是无逻辑的接触。……然而，我不希望受到误解。直觉是致命的字眼。传播它的乃思想上嗷嗷待食者。用布莱（Franz Blei）的妙语说，我反对那些“靠直觉滋养”的人。我们只希望才智与直觉相辅相成。

由此可见，库尔提乌斯从未摆脱青年时代的思想斗争，但同时我们发现，这些斗争大多发生他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思想流亡期间。1946年，他为《转化》（Die Wandlung）杂志撰稿时，写下了一段颇为自责的文字。这段初作《欧拉》序言后被弃用的文字，重印之际作为附录收入了他的《欧洲文学论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见证了“新科学”的众多例证，这门科学以“洞见”或“直觉”为基础，并公开向大量引用的实证主义发难。有些人想方设法重塑历史上的伟人，以期符合格奥尔格派的道义。历史如今成了小说，有时成了神话。这些大多是异常行为，我们只有到今天才能对其估测，因为它们为1933年起不幸开始的大规模歪曲历史活动铺平了道路。那时人学到的是，“没有客观的科学”。科学不得不附着于种族、民族和政治。这个谎言必须戳破。

以上就是库尔提乌斯的思想流亡之路，其曲折复杂可见一斑。比较文学始于流亡……

五、审美历史主义

说起奥尔巴赫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让我先讲个亲身经历。我在普林斯顿比较文学系读书时，有三位教授曾在耶鲁师从奥尔巴赫。他们是弗里德曼（Ralph Freedman）（1950年耶鲁大学硕士，1953年耶鲁大学博士，其黑塞传记[Hermann Hesse]享誉学界），布朗伯特（Victor Brombert）（1948年耶鲁大学学士，1953年耶鲁大学博士，因对福楼拜的广泛研究而闻名），法格尔斯（Robert Fagles）（1955年耶鲁大学硕士，1959年耶鲁大学博士，埃斯库罗斯与荷马的著名译者）。三位教授都认为，奥尔巴赫是文体学、文本细读、“新批评”核心方法的大师。我还认识奥尔巴赫的其他学生，比如尼尔森（Lowry Nelson）（1951年耶鲁大学博士，巴洛克文学专家）、卡林（William Calin） （1957年耶鲁大学学士，1960年耶鲁大学博士）、尼科尔斯（Stephen Nichols）（1963年耶鲁大学博士）。他们也都基本认同这一点。结束博士学业四十多年后，我惊讶地意识到，对奥尔巴赫的这种典型的美式“接受”，显然缩小了其（审美）历史主义的焦点——他将其概括为一系列关于物质与思想文化的认知（用他的话说“Erkenntnisse”）结论，据此可判定文学作品的独特之处。奥尔巴赫曾言“为历史而历史”（l’histoire pour l’histoire）。这话到了美国，就变成了“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在文本细读中的合法外衣。奥尔巴赫本人对此表示：

当世人……逐渐发觉历史的活力，意识到历史现象的无与伦比，以及其中持续不断的内在动力；当他们开始欣赏某个时期的重要统一……当他们最终心甘情愿地认为，无法通过抽象而普遍的认知形式，来把握事件的意义（das Bedeutende des Geschehens nicht in abstrakaten und allgemeinen Erkenntnissen ergreifbar ist）；认为需要理解的材料，不必非得到社会上层和政治大事中找寻，其实艺术、经济、物质与思想文化亦大有可用……因为唯有在那里，我们才能发现独特之处（dasEigentümliche），找到受内力驱动并一直不断演变的东西。……现在我们知道，我所谓的认知结论，象征着有“历史主义”之称的思潮（das die eben aufzgezähten Erkenntnisse, welche sich alle zu einer Geistesrichtung zusammenschließen, die man Historismus nennt）。

库尔提乌斯希望考察反映在套语中的文字产品的客观层面，而奥尔巴赫则欲探明某作家作品的独特之处。他的立场是历史主义的，受维科与特勒尔奇共同影响。奥尔巴赫“通过研究特勒尔奇而接近维科。特勒尔奇的著述包罗万象，涵盖神学与哲学、文化史与政治学，其本身构成了现代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对特勒尔奇而言，维科率先提出现代而世俗的文化理论，故为19世纪诸理论之先声。”

六、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在普林斯顿

从这一背景看，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的关系就很特殊了。1936年，奥尔巴赫被剥夺马堡大学教职后不久，库尔提乌斯推荐其到巴塞尔大学接替雷蒙德（Marcel Raymond）。换言之，《摹仿论》出版十年前，库尔提乌斯就非常敬重奥尔巴赫。两人有据可查的碰面仅一次，即1949年秋在普林斯顿的第一届文学批评研讨会（Christian Gauss Seminars in Criticism）。

早在1946年，旅居伊斯坦布尔的奥尔巴赫发表了关于帕斯卡的论文——《恶的胜利》（The Triumph of Evil）。该文分析了帕斯卡的政治理论，而奥尔巴赫在1949年10月普林斯顿研讨会的演讲正始于此。文章标题多多少少反映出奥尔巴赫当时的悲观情绪，后来他将其换成比较中立的《帕斯卡的政治理论》（Pascal’s Political Theory）。1949年7月初即到美国的库尔提乌斯也听了奥尔巴赫的演讲。两人会面的情形由文学批评家布莱克默（Richard Blackmur）记录了下来。布莱克默在普林斯顿教授创意写作和英国文学。他的记录于1985年才由菲茨杰拉德（Richard Fitzgerald）发表。因此，这份二手文献常常受到忽略。其实，在普林斯顿校园里，两位罗曼语文学家的交锋早就成为传奇。我的很多老师（那时还都是年轻的助理教授），比如沙利文（Edward Sullivan）、金（Edmund King）、韦德（Ira Wade）也参加了研讨会。他们的回忆与布莱克默的说法吻合。

奥尔巴赫待人热情，故极受欢迎。相比之下，库尔提乌斯的人气就大大逊色了。大家觉得他争强好胜，“牢骚满腹”（cantankerous），甚至“睥睨一切”（Olympian）。根据已发表文献，库尔提乌斯的确如此。普林斯顿人有严肃的势利眼（serious snobs）之称，因此当某个教授说库尔提乌斯“牢骚满腹”，还真不得了。

库尔提乌斯并不认同奥尔巴赫对帕斯卡的看法。奥尔巴赫当时引用了帕斯卡的一段话：“效法正义并无过错，效法强者更有必要。无武力，正义将无所作为；无正义，武力将恣意横行……故正义武力，必当合而为一。正义之事须行之有力，武力之事须行之有义”（Il est juste que ce qui est juste soit suivi, il est nécessaire que ce qui est le plus fort soit suivi. La justice sans la force est impuissante ; la force sans la justice est tyrannique. …Il faut donc mettre ensemble la justice et la force ; et pour cela faire que ce qui est juste soit fort, ou que ce qui est fort soit juste）。谈论帕斯卡笔下恶的胜利的问题时，奥尔巴赫其实隐晦地影射“第三帝国”中恶的胜利。不可否认，奥尔巴赫把（中世纪）喻像的思想模式用于帕斯卡，已属老调重弹。库尔提乌斯视帕斯卡的神学为“异端和乱语”，将其拒之千里。而奥尔巴赫认为，可以以小见大，即通过研究帕斯卡的分词用法来分析其文体。库尔提乌斯反对文体分析，认为它不科学（据说他嗤之以鼻地表示，“文体学，文学之科学！”）。奥尔巴赫自己强调，严格说来，恶的问题非语文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但亦可借助语文学来解决。

▲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1821-1867）

过了两周，库尔提乌斯又听了奥尔巴赫论波德莱尔之风格杂糅的讲座。讲座讲稿后整理成文，取名《波德莱尔<恶之花>与崇高》（Baudelaire's Fleurs du Mal and the Sublime）。库尔提乌斯向奥尔巴赫提了四个问题。第一，从心理学角度讲，波德莱尔到底重不重要；第二，把甲乙两种风格之混合定义为丙风格是否有意义；第三，回避“现实主义”这种模糊字眼岂不更好；第四，说波德莱尔不怀好意是否合适（“鬼鬼祟祟”，“不怀好意”或“居心叵测”）。奥尔巴赫回答道，波德莱尔的确毒性强烈。就风格而论，他同意波德莱尔的灵感独一无二，但强调波德莱尔风格杂糅。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意味着历史语境中的某种东西。库尔提乌斯的第一个问题引起听众的热烈讨论，因为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当时亦在场）认为，波德莱尔的重要之处在于，他表达自己洞见的手段是诗歌而非风格，尽管表达得比较隐晦。库尔提乌斯建议，批评家自己从可提炼的文字中提炼一切。当另一个听众问文字是否该脱离心理学，库尔提乌斯答道，文字创造美的形式，创造艺术而不是知识的品级（“文字创造美的形态，创造艺术的而非意识的境界”）。显而易见，库尔提乌斯遵循了以往伯克和格勒贝尔对审美感知与实证历史分析的分野。

比起奥尔巴赫，布莱克默更仰慕库尔提乌斯。即便如此，他的这段评语凸显了两位学者截然不同的流亡之路。

读了奥尔巴赫，再读库尔提乌斯，我们看到，他的位置论（loci）予以其巨大保护。所谓“位置”，即人类试图在艺术中表达自己，表达生存状况及渴望的共同之处。比起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是坚定的现实无政府主义者（anarch of the actual）。他对奥尔巴赫的每次发难，都是要打破以相似论不似的套话（formulas）。……他明白，为何教材必然是错的，因为设计教材，就是要弥补阅读之缺。毕竟，一时不阅读，情有可原，一世不阅读，罪不可赦。……库尔提乌斯一直致力于适合发掘洞见的中性语汇（第39页）。

布莱克默的评语低估了连续性在库尔提乌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而称其为“现实无政府主义者”则质疑现代性对库尔提乌斯的重要意义。

比较文学的确始于流亡，但流亡的出路在何方？

七、库尔提乌斯与尧斯

说到库尔提乌斯与特勒尔奇的联系，让我们先简要谈谈库尔提乌斯对神学的涉猎。库尔提乌斯基本不触及神学与哲学术语，只有一个例外。1949年，他在《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杂志第一卷上，发表了短文《古代修辞与比较文学研究》（Antike Rhetorik und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文中，他质疑民族性格的概念，并特别提到由此分析的恶果：“民族的‘本质’乃自其文学演绎而来，并形成概念模式。接着，这些概念又会转变为抽象的概念，以这种形式用于文学。于是，民族性格就从过去裹藏它的箱子里给翻了出来。对于理解（文本），如此做法并无大用。”

其中，最后一句原作“für das Verständnis ist wenig geleistet”，正呼应了库尔提乌斯早年受格勒贝尔影响而对“Erkenntnis”的看法——“Was ist damit für die Erkenntnis geleistet”。这里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术语“hypostasiert”。我将其译为“转变为抽象的概念”。该词的哲学与神学根源可追溯至古代，但德语动词“hypostasieren”乃由康德引入，意指将实际特征错放到抽象概念。前文提到，库尔提乌斯熟谙康德哲学。该词醒目之处还在于罕见其用。

尧斯在其首次发表的针对库尔提乌斯的批评文章中，也用了这个词，这就更匪夷所思了。1967年，尧斯跟库尔提乌斯分道扬镳，称其研究中世纪的做法就像躲进历史的墓茔。他的观点经常为其他库尔提乌斯批评家所引用：

这种奇怪的传统假设，可以借学术史（即对特殊政治环境的反应）来解读。在希特勒时代，通过把语文学拉进历史的墓茔……库尔提乌斯代表作的这个由头决定了，时至今日，其模仿者的方法中仍缺少历史与社会维度。

看起来，尧斯似乎以库尔提乌斯之道还治其身。尧斯真是恬不知耻，因为就在他抨击库尔提乌斯躲进历史的墓茔时，自己却加入武装党卫队，参与针对平民的暴行，参与真真切切的大屠杀。正如哈佛大学拉丁中世纪研究者齐奥尔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所言，

这里的比喻并不恰当；若有哪本中世纪论著缺少宗教情怀，若有哪本文学史论著着力表现历史的延续与活力，那这本书就是《欧拉》。此其一。其二，该比喻的言外之意，是说库尔提乌斯胆小如鼠，畏首畏尾，但这也不恰当。尽管二战的恐惧逐渐烟消云散，仍有很多人钦佩库氏敢于发表《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阐述自己的主张；认为他虽然躲在自己的墓穴中，但也好过像尧斯那样加入武装党卫队。在20世纪40年代，如果当时有更多人退居到库氏的生机勃勃的地下世界，那么欧洲就会成为全然不同的地方。

墓茔与屠杀的对比并非无中生有。在纳尔瓦防线，尧斯为武装党卫队荷兰志愿兵团的三名连队指挥官之一。战后，为更好理解该团幸存者的思想状态，他们受到了专访。其中一次采访期间，一个幸存者回忆了那里的战事，以及连队指挥官下的命令：

我们早就默认，俄国人的命一文不值。我们才不管是俄国人还是犹太人。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纳尔瓦防线，必须守住桥头堡。抓了战俘后，我们不得不先步行十公里，才能到达师团指挥所。大家都感觉，十公里徒步就像在雪地里穿行。于是，指挥官说道：“把他们带走，十五分钟后集合。”然后，我们就把战俘拉到反坦克墙边干掉。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难的。

从纳尔瓦防线回来后，尧斯因用机枪处决十名俄国士兵和整编部队，获得日耳曼金十字勋章。接着，他被调往查理曼师。他下令对开小差者以施图特霍夫之刑论处时，用半德语半荷兰语嘲讽道，“Abführen en in een Viertelstunde weer terug”。

还有一个细节：在尧斯手下的士兵看来，俄国人与犹太人没有区别；说这话的学者日后居然大谈异已性……尧斯诠释思想之核心在于，开启了与当下针锋相对的过去彻底他者性或异己性（radical otherness or alterity of the past）观念，并提出了“审美距离”，尧斯即借此反对库尔提乌斯思想中至关重要的连续现象。连续性原则详细的来龙去脉，见于《欧拉》第十三章开篇。文中，库尔提乌斯考察了缪斯的文学传统中“具体的形式常量”：

我们必须展示某些至今仍受到忽略的连续现象。借助语文学的缩微复印技术，我们可以从来源不同的文本中，找出相同的结构要素，而这些要素堪称欧洲文学的表达常量……然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运用经验而系统的定位法，更准确地了解我们的文学材料结构。通过逐步分析，我们从最宽泛的概念深入至特定概念。

相比于库尔提乌斯对连续性模式的研究，尧斯运用的异已性与同一性（alteritas/ identitas）概念原本属于神学范畴，可上溯至3世纪围绕基督教三位一体本质的讨论。圣父、圣子、圣灵为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它们各不相同，互为“他者”，但同时又都是上帝。换言之，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可既互异，又统一。尧斯生吞一个神学概念，用之于截然不同的语境。此前他随意使用“Erkenntnis”，同样，他也不加分辨地使用异已性概念。

八、余论

我们已经看到，库尔提乌斯如何放弃追求一成不变的民族性格，转而试图阐释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中的连续性模式，这种模式不一定永世流传，也不一定摒弃历史或史实性（historicity）。库尔提乌斯临终前提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奥尔巴赫则更加直接，更为明确。在《作为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一文结尾处，他写道（别忘了，站在今天这个讲台的，是一个归化的柏林人，一个在美国追思其失落故乡的流亡者）：

无论如何，我们的语文学家园是地球，而再不是民族。当然，语文学家所继承的最精确最不可或缺的，是其民族的语言与教育。然而，唯有摆脱这份遗产，唯有把眼光置于其上，才能做到物尽其用。形势瞬息万变，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已经掌握的中世纪教育，明白思想没有民族之分。

流亡让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不得不在道德困境中挣扎，尧斯的笔下显然没有这种困境。比较文学始于流亡，但紧随其后的不是审美的挣扎，而是道德的挣扎。正如康德所言，真善美在审美判断中方合而为一。流亡之路千千万万。的确，比较文学或许始于流亡，但肯定不会终于流亡。

原刊于《跨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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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掉了脑袋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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